1999年，新北市的板橋社大創立時，因緣際會我進入社大，玩票性質地變成「半堂課」的講師，當時我的正職是報社副刊的編輯，我沒有認為自己是老師。我身上帶著的訓練主要來自大學時的新聞專業和在婦運團體的編輯／記者、讀書會經驗，以及文化類學的田野研究和訪談訓練，而我最衷心的關懷是想讓世界更美好，我渴望以我所喜愛和擅長的方式（故事、文學和讀寫）來實現我的理想。在社大工作似乎和我的理念極為相契，於是在我辭掉報社工作後，帶的課變成一門、兩門，服務的社大從一所變成兩所、三所。職稱雖是講師，但頭幾年我不太有教師的認同，心中對傳統的老師更是抱著幾分疑慮，我不想成為一個為了追求安穩而站在講台執教鞭、甚至運用萬年教材的那種老師（不久之後我理解到這樣的擔心是多餘了）。
在我開始社大的講師生涯後，常有機會參與社大和全促會的研習，這些研習經常在探問什麼是社大講師的教與學，這讓我漸漸地去思考成為一個（類）體制外的老師，一個「不一樣」的老師意味著什麼？隨著教學年份越來越久，「社大講師」這個身分也變成了我對外的一個自我標籤。早些年「社區大學講師」，這簡直不算個職業，說出來，別人可能還聽不懂，而我自己也沒辦法那麼理直氣壯，但可能是說久了，加上社區大學在全國的拓展，漸漸的當我自介是社大講師的時候，聽者從以前的一臉困惑逐漸變成了理解的表情，反應也從：「那活得下去嗎？」充滿疑問，到臉上露出肯定的笑容，說：「社大真的不錯，我也有家人和朋友上過社大。」終於，多年來我顯得可疑的職業身分漸漸獲得了認可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的生命也因社大講師這工作而豐富了血肉，使我不僅持續在知性上學習，情感上也得到了豐盛的友誼。 |
